近期，中美两国元首见面仍被提及为“on the schedule”，此前的基本假设也是双方最终会见面会谈。但当前形势下，过去几天中美在一些问题和假设上的基本分歧有所暴露。尽管分歧在会前暴露对达成好结果未必是坏事，但取决于双方能否在两周内完成准备工作，截至目前情况依然难言乐观。
一、中美谈判的核心分歧表现
这些分歧之大，从美国政府直接参与对华谈判官员的言论中可见一斑。在格里尔的访谈中，其原话为“You cannot really have it both ways，either you are retaliate against us or you a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that you believe is legitimate”，大意是中国不能一边反击美国，一边认为自己的做法合理。而中国官员的观点是，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禁运性质类似，中国有权控制自身出口以保卫国家安全。
贝森特在访谈中则认为稀土协议是下级官员的“独走”，领导可能并不知情。此类言论反映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认知偏差，若直接参与谈判的官员判断如此，其他层面的理解偏差可能更为显著。
二、分歧背后的根源探析
格里尔的看法体现了典型的“美国优先”思维。过去多年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，使其在实施对外制裁时无需面对对等反制，这让不少美国政策制定者形成了“美国有能力做任何事而不承担后果”的认知。
贝森特的观点则更为复杂，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：一是“人只能想象自己见过的事情”，认知受自身经验局限；二是希望为稀土问题创造回转空间，因为稀土问题若处理不当，可能完全摧毁前几个月中美谈判的节奏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双方分歧的核心并非仅在于技术性问题，更在于基本出发点的不同。美国的战略假设建立在“80年代保守主义方案”基础上，认为70年代大通胀可通过该方案解决，而这一假设的前提是80年代苏联失去对外扩张影响力。基于此，美国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会限制其谈判能力，但这一假设本身存在争议。当战略假设遭遇挑战时，战术举措便可能显得“滑稽”，如同穿着足球鞋去朋友家，却发现大家都在打篮球，若想不显得可笑，只能让朋友把篮球当足球踢。
三、中国在关键问题上的政策立场——以稀土和韩华制裁为例
结合中国对韩华的制裁，可从三方面理解其在稀土等政策上的立场：
1. 以牙还牙：2025年中国贸易谈判策略与2018年最大的不同是坚定执行“以牙还牙”。例如，美国宣布从10月14日起对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港口费后，中国立即宣布对所有美国船只征收对等港口费，这是成熟且明确的反制思路。
2. 留有余地：在征收港口费的同时，中国对中国造的船提供豁免，既避免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”，也体现了避免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过多破坏的初衷——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。稀土问题上亦是如此，若执行过严的出口禁令，不仅会伤害自身民用领域，还可能促使更多国家不计成本推进稀土产业自主可控，反而非中国最优解，这也是2018年以来中国在贸易战中反击未过度坚决的原因。
3. 关注长期竞争力：这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中国在韩华制裁中展现了保障长期战略优势的决心。中国可接受“中国+1”模式（供应链上下游在该模式中更强），但不接受“美国+1”模式，在该模式下制裁“1”（第三方合作方）而非美国，以避免更大当期风险。这一策略表明中国更关注长期风险而非短期不确定性，且开始运用产能和供应链优势作为反制武器，与美国以市场为武器的谈判方式形成对比。
将这三点平移到稀土问题：中国认为稀土制裁是对美国的“以牙还牙”，但美国不认可；上周末中国对稀土政策的降级更可能是“留有余地”而非退让；而中美在“长期战略竞争力”上的核心诉求均难以退让，这属于谈判中的“分歧式问题（Distributive Issue）”，需通过长期利益创造解决，如同买白菜时的零和博弈，需通过“以后多买”或“搭售其他商品”等方式达成共识。
四、谈判前景：机遇与风险并存
分歧式问题的提出是谈判两极分化的信号：解决好则能推动谈判快速推进，解决不好则可能导致谈判破裂。但将“丑话说在前面”并非坏事，明确不能做的事情，若谈不拢可及时止损。
尽管谈判在进行中，且存在达成好结果的可能，美国对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关注也可能成为推动谈判的因素，但风险依然巨大。若分歧意见摆上桌面后未能妥善解决，此前所有谈判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。地缘政治领域的极端风险如同“星辰大海”与“黑暗深渊”并存，这种风险认知也拉低了对谈判前景的风险偏好。